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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應屬信用卡詐騙


【發布日期】:2017-12-19

在現代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離不開網絡。網絡時代人們交易所依賴的支付方式已然由傳統的實體貨幣支付轉變為新型的電子支付,特別是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出現,在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類型的侵財犯罪,特別是支付方式的改變,使得傳統侵財犯罪行為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的定性問題觀點不一,存在盜竊、詐騙和信用卡詐騙三種觀點。為了推動司法實踐中妥善解決此類犯罪問題,本著復雜問題清晰簡明化的理念,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厘清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的定性問題。

盜竊犯罪還是詐騙類犯罪
從司法實踐來看,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最大的特點就是“盜騙交織”。有觀點認為,第三方支付賬戶可以看作是一種新型“錢包”,過去人們習慣將紙質的錢款放在普通錢包中,現如今人們習慣將自己的錢款存放在各類第三方支付賬戶(如支付寶、微信錢包)中。因此,就出現了“偷支付寶的錢就好比偷錢包里的錢一樣”的說法,認為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屬于盜竊犯罪。筆者認同第三方支付賬戶中的錢款和普通財物性質一樣的說法,但不能認同“偷支付寶的錢就好比偷錢包里的錢一樣”的說法,因為第三方支付賬戶不能理解為“錢包”。筆者認為,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應當屬于詐騙類犯罪而非盜竊犯罪。一般認為,定性“盜騙交織”類犯罪的關鍵在于判斷該行為屬于“主動獲取”還是“被動交付”。因而正確理解詐騙類犯罪的“被動交付”與盜竊罪的“主動獲取”便成為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鍵。“主動獲取”指的是行為人采取積極主動的手段從被害人處取得財物,在這個過程中被害人并未作出轉移財物占有的意思表示。而“被動交付”是指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自愿”或者“被迫”地作出轉移財物占有的意思表示,從而將財物“錯誤地”交付給了行為人。在第三方支付方式盛行的大背景下,網絡技術的發展似乎模糊了“主動獲取”和“被動交付”的界限。但是,只要把握住兩者的本質特征,仍舊可以準確判斷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屬于“主動獲取”抑或“被動交付”,從而對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準確地加以定性。
 
筆者認為,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大多應該理解為“被動交付型”犯罪。第三方支付賬戶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錢包”,第三方支付賬戶之間的資金流轉需要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來完成,并不是簡單的買賣雙方之間的資金流轉。以支付寶為例,根據服務協議規定,支付寶服務是支付寶向用戶提供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是受用戶委托代用戶收款或付款的資金轉移服務,其流程是:用戶發出撥付指令——支付寶接受委托——支付寶調轉用戶賬戶中的資金。因此,想要從第三方支付賬戶中取財必須得到這個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許可”,單純“主動獲取”的行為根本無法實現取財的目的,因而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屬于“被動交付”的詐騙類犯罪而非“主動獲取”的盜竊犯罪。

普通詐騙還是信用卡詐騙
確認了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屬于詐騙類犯罪,可能還存在這樣一種困惑:此類侵財行為是普通詐騙還是信用卡詐騙?筆者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困惑,需要厘清第三方支付賬戶與信用卡賬戶之間的關系。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對于此類侵財行為的判斷,需要先看第三方支付賬戶是否綁定了信用卡:如果綁定了信用卡,該侵財行為就屬于信用卡詐騙;如果沒有綁定信用卡,該侵財行為就不能認定為信用卡詐騙,而屬于普通詐騙。對于這種觀點,筆者不能認同。無論第三方支付賬戶是否綁定了信用卡,筆者認為都應該將其理解為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延伸。這種延伸關系體現在:第三方支付賬戶與信用卡賬戶密切相關,但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因而,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都應該理解為信用卡詐騙行為,理由如下:
 
首先,無論是否綁定了信用卡,第三方支付都無法脫離信用卡支付。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將第三方支付平臺定位為非金融機構,而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信用卡規定的解釋》中規定:信用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據此,有人認為第三方支付的發行主體是非金融機構,而信用卡支付的發行主體是金融機構,因此第三方支付與信用卡支付是互相獨立的兩種支付方式,不應該將兩者放在一起討論。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筆者認為,雖然兩者的發行主體不同,但是兩者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并且在功能和使用方式的本質上也不存在差異。2017年8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向有關金融機構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關于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臺處理的通知》(下稱《通知》),該《通知》指出,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機構受理的涉及銀行賬戶的網絡支付業務全部通過網聯平臺處理。屆時,所有第三方支付平臺全部“收歸”央行,形成與銀聯平臺類似的網聯平臺,二者背后的監管機構都是中國人民銀行。因此,可能刑事立法暫時還未跟上支付方式革新的進程,但我們不應該再將第三方支付與信用卡支付分開來看。第三方支付的核心功能在于“支付”,其支付的錢款無論在第三方支付賬戶與信用卡賬戶之間輾轉往返多少個來回,其最根本的來源只能是信用卡賬戶,因為銀行才是無形貨幣的最初發行人與最終兌換人。另外,從功能和使用方式上來看,兩者具有統一性。如今,信用卡的使用方式已經實現了“無卡化”,即用戶不需要持有實體信用卡也能實現資金的轉移和消費支付等功能。而第三方支付的最大特點也在于“無卡化”,用戶只要使用隨身攜帶的移動設備就可以隨時完成資金的轉移和消費支付等功能。就此而言,即使第三方支付賬戶與信用卡賬戶存有差異,但考慮到二者在功能與使用方式上的高度重合,將第三方支付方式理解為信用卡在網絡技術支持下支付方式的延伸,可能更符合事物的本來面目。
 
其次,第三方支付平臺與ATM機都是“機器人”,均可以成為被騙的對象。誠如前述,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都需要獲取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許可”。一般而言,行為人只需要獲取用戶的賬號和密碼,即可進行相應的轉賬和消費支付。那么,第三方支付平臺是否可以成為被騙的對象呢?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第三方支付平臺與ATM機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使用方式,比如識別、轉賬功能等。有學者提出,ATM機的本質是機器,機器因為不會陷入錯誤認識而不可能成為被騙的對象,也有學者認為,ATM機實際上是作為業務人員代表金融機構處理相關金融業務,因為金融機構的業務人員可以被騙,所以ATM機同樣也可以被騙。對于這兩種看法,筆者均不能茍同。筆者認為,ATM機的本質既不是“機器”,也不是“人”,而是“機器人”。之所以認為其不是“機器”,是因為ATM機的一部分實際上等同于業務人員,例如通過電腦編程等賦予了ATM機類似于“人腦”的識別功能;之所以認為其不是“人”,則是因為ATM機除具有上述被賦予的類似于“人腦”的識別等功能之外,與人并不相同,即沒有情感,永不休息。需要指出一基本原理,即如果行為人利用“機器人”所具有的“人”的認識錯誤非法占有財物的,其行為理應構成詐騙類的犯罪,而如果行為人只是利用“機器人”本身具有的“機械故障”非法占有財物的,其行為當然應構成盜竊類的犯罪。要正確判斷“機器人”能否被騙,關鍵看其是否因為行為人的欺騙行為產生認識錯誤,這就要從“機器人”的識別能力與識別方式上考慮。筆者認為,通過使用正確的賬戶和密碼從第三方支付賬戶中取財的行為的本質就是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識別能力,讓第三方支付平臺產生“錯誤認識”,自愿“處分”財產,進而獲取財產的行為。由此可見,具有識別功能的第三方支付平臺與ATM機、自動售貨機,均應當被視作“機器人”,可以成為被騙的對象。
 
最后,將此類侵財行為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有利于司法實踐應對未來更多紛繁復雜的第三方支付方式。應當看到,網絡技術的發展速度總是出乎人們的意料,完全可以預見,在未來還會有更多“出乎意料”的新型支付方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如果司法實踐需要對每一個新型支付方式都加以甄別并分別定性,那么司法的“成本”無疑會大大提高。筆者認為,面對紛至沓來的新型支付方式,需要做的是找出“共同點”,而非找出“不同點”。對諸如涉及第三方支付平臺侵財行為的定性應當統一,即一律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此舉無疑會有利于司法實踐,同時也有利于立法活動的穩定。
 
綜上所述,涉第三方支付方式侵財行為應當統一認定為信用卡詐騙行為,不應當一味拘泥于被害人與銀行、微信、支付寶公司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應當關注的是實施侵財的行為人之“行為”本身。此類侵財行為的“行為”本身就是通過正確的賬戶和密碼“欺騙”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而取財的過程。第三方支付方式應當看作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延伸,所以將此類侵財行為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不僅有利于司法實踐,更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與支持。
 
摘自:網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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